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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国家医保目录发布 今年“灵魂砍价”能省多少钱?******

  中新网1月18日电(中新财经 左雨晴) 医保局专家与药企代表每年一度的“灵魂砍价”落下帷幕,新冠口服药、肿瘤高值新药、罕见病新药等首次“开谈”,成为本次医保谈判的焦点。那么,谈判结果究竟如何?

  18日,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,介绍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。

18日,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,介绍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。左雨晴 摄

  患者能省多少钱?

  ——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过900亿元

  据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黄心宇介绍,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现已顺利结束。本次调整,共有111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。

  本次新增药品包括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、精神病的慢性病用药56种,肿瘤用药23种,抗感染用药17种,罕见病用药7种,新冠肺炎治疗用药2种,还有其他领域的用药6种。

  本轮调整后,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2967种,其中西药1586种,中成药1381种;中药饮片未作调整,仍为892种。

  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,147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判和竞价(含原目录内药品续约谈判),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,总体成功率达82.3%。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药品,价格平均降幅达60.1%,与去年基本持平。

  从患者负担情况看,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双重减负效应,本次调整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过900亿元。

  黄心宇表示,5年来,国家医保局坚持“保基本”的功能定位,坚决杜绝天价药进医保,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,通过谈判准入的方式,大幅降低了新准入目录的药品价格。在很多治疗领域,中国的药品价格由原来的高地成为全球的洼地,中国药品价格首次成为发达国家药品定价的参考。

  “2018年-2022年,进口药品基本给出了全球最低价。2022年又创新提出了竞价准入的办法,解决了部分非独家药品价格较高、难以进入目录的问题,引导企业以竞价的形式主动降低价格,换取能进入医保目录的机会。”他说。

资料图:阿兹夫定片。 殷立勤 摄

  新冠治疗用药谈判结果如何?

  ——阿兹夫定片等2种药品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

  此前,国家医保局负责人透露,今年共有阿兹夫定片、奈玛特韦片/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(简称“Paxlovid”)、清肺排毒颗粒3种新冠治疗药品通过企业自主申报、形式审查、专家评审等程序,参与了谈判。

  那么谈判结果如何?

  据黄心宇介绍,本次医保谈判全力支持新冠病毒感染治疗。连续第三年将新冠治疗用药作为医保目录准入条件,阿兹夫定片、清肺排毒颗粒等2个药品通过谈判降价将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。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涉及的25个已上市药品中,21个品种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。

  对于因辉瑞公司报价高而未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的Paxlovid,相关人士透露,不会再和辉瑞就Paxlovid举行专门谈判。此外,默沙东的莫诺拉韦胶囊也不会额外进行谈判。“正常情况下,医保目录谈判一年只举行一次。”

资料图:北京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医务人员正将配送到的药品放入药架。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

  哪些重点领域用药补短板?

  ——支持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进入目录

  黄心宇表示,医保谈判继续支持重点领域药品进入目录,包括国产创新药、新冠治疗药、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疾病,肿瘤罕见病等重大疾病,以及糖尿病、慢阻肺等慢性病疾病。“这些药品进一步被纳入了目录,补齐了目录的短板,提高了保障水平。”

  据悉,本次共计24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,最终奥雷巴替尼等20种药品谈判成功,成功率83.3%,高于整体的谈判成功率。同时,有7个罕见病用药、22个儿童用药、2个基本药物被成功纳入目录。

  “本次目录新增的药品绝大部分都是5年内新上市的药品。”黄心宇指出,有23种药品是2022年上市当年就被纳入了目录。

  例如,在肺癌领域,本次谈判不仅新增了洛拉替尼、赛沃替尼等疗效显著的新药,原来目录内的恩沙替尼、塞瑞替尼等药品价格也有显著下降。“医生和患者有了更多的临床选择。”黄心宇说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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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师恩难忘******

      刘末利

      1960年,对于当下,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,那时从学校毕业,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,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,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,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,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,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      记得1961年的春天,我奉命出差,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,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: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,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      几十年来,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,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,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,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,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,更使我忐忑不安,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,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,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,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,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,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,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,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,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,享受龙井的美妙,一杯接一杯,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,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,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,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,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,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:“你这种身体,怎么当记者呀!”

      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,算不上疾病,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,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,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,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,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,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      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,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,上海分社“开张”,包括分社负责人,人员只有七八个,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,又是全国工业基地;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,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,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,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,无所适从。某年,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,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,责任不在于我,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,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,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,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,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,真是醍醐灌顶!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,目的明确,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,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      也是在1982年,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,明确了“面向中间,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,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,读得我如痴如醉,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,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,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,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,还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,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,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,我的多位老同事,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,他们是我的益友,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,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      1984年底,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: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;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,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,毋庸多言。

     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,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,十分难得;唯有满怀感激,永远念叨:“师恩难忘”!

      (历史资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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